“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世界、伦理与时势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孙尧天 时间:2019年05月06日 字体:

五四”运动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这场运动的评说从来未曾中断过,至今,“五四”作为一个蕴含着生机的话题,仍然能够时刻激荡起人们心中的波澜。“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它更是集合了同时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诸多义项,而成为一个关涉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总体性的论说场域。

文学何以担当重要角色?

尽管建立了亚洲范围内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不仅没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民初黑暗、腐朽的政治界更加令人愤怒和绝望。由于讨伐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陈独秀被迫逃亡上海,在得知家中被抄、两个儿子出逃的消息后,他愤怒地表示“恨不得肉食其人”。随着孙中山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利,李大钊在对时局的愤慨中东渡日本,去国之前他曾写下《大哀篇》,对当时腐败政局统治下的黎民百姓以及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寄托哀思。鲁迅则尽可能地让自己麻木起来,“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的很了。”(《呐喊·自序》)

最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怀着对政治的失望——同时迫于政治的压力而转向文化领域,开始了更为深刻的精神革命。正是新文化运动催生出了新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形态,而“文学”更是集中了几乎所有新文化倡导者的关注与热忱。

问题在于,何以是文学而不是其他的门类,担纲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史学家周策纵认为,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文学便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主要职业,“五四”运动的领袖延续了这一传统。与此相应,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蜿蜒着一股用文学拯救人心、挽救时代危机的潮流,年代久远的,如韩愈在中唐时期通过“古文运动”来复兴衰落的儒家精神,更为切近的,则有梁启超在清末发起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界”。在这种“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学被当作实用性的工具,即便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一点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在文学改革运动中,最能够体现这种实用思维的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尽管这“八事”多着意于形式层面,然而,从后设的视角看,形式的解放在当时仍然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它反映出了亟须改革的文学与历史、世界的关系。“八事”,是胡适受庞德、洛威尔领导的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影响的结果,这意味着“五四”新文学的理念在起点上便内含着世界性的眼光。作为一种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形式革新具有深厚的意味,它显示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情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与此相伴随的是“五四”期间对“世界”的热崇——这一理念直接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提供了依据,为了成为“世界人”中的一分子,必须反对象征着特殊主义的“国粹”。文学变革切合了这一潮流,陈独秀提出推倒“古典文学”、“贵族文学”与“山林文学”,目的便在于引导人们“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文学革命论》),避免被弱肉强食的世界潮流吞噬。

新文学的新使命

随着两千多年皇权政治体制的崩塌,文化认同和文化秩序纷然解体,在这种情形下,陈列在人们面前的是,如何重新界定人生的意义,如何认识自我与他人、社会、世界的关系以及更具总体性的中国往何处去等等问题。回顾“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阵营,1910年代初期的文坛上,在散文方面屹立着桐城派与文选派,在诗歌方面则有江西诗派,在小说方面则有鸳鸯蝴蝶派,如果我们认为文学是人类精神最重要的载体,那么,这样的格局显然无法回应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变动催促着新文学的产生。李大钊对新文学的呼吁便出于对这种衰颓世运的痛心,“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文豪》)对于人生问题的关注将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必然使命,钱玄同在一封写给陈独秀的信中有所谓“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

“道不远人”。在新与旧之间,最重要的变化是文学所承载的“道”不同,文学与世界、人生意义的关系在此被重新缔结。1916年,陈独秀追溯了中西交往的历史,他认为自居于天下中心的中国正是在不断的挫败中开始觉悟,“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而伦理觉悟乃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的问题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宪法与孔教》)

与此并非巧合的是,在时隔两年之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用了绝大部分篇幅来阐述“人的问题”,这种行文方式反映出新文学与伦理改造的紧密关系。当然,这也意味着,“五四”新文学触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变革最具根本性的一项议题。与注重形式革命的胡适不同,周作人更为强调思想革命的意义,正如“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人的文学》)这句话所示,对周作人而言,如果文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最为重要的是能否体现出新的道德精神,“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在实际的创作领域,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样反映了改革伦理的呼声,例如,“狂人”与大哥的对话、对被“吃掉”的妹子的忏悔以及结尾处“救救孩子”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1921年,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提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宣言》)尽管这个社团内部存在着诸多对于文学不同的意见,但为人生的态度却是一致的。

归根结底,文学形式的解放、伦理精神的变迁是为了再造新的历史主体。作为清末诗界革命最为成功的典范,黄遵宪曾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诗句,要求自我的主体性从对古人的摹仿中得到解放,黄遵宪的观点在“五四”时期言文一致的运动被进一步彰显。钱玄同即用类似的意思敬告当时的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有时读那古人的文章,不过是拿他来做个参考;决不是要句摹字拟,和古人这文做得一模一样的。”(《随感录·四四》)对胡适来说,用白话创作文学还意味着一种“生命”精神,废除文言、改用白话,并不仅是改变书面语或者文学表达方式这样简单,他反复地将白话与“生命”关联起来,文学被分作“活文学”与“死文学”两类,而白话代表了“活文字”,“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把时代记在心里

尽管在传统的解释中,这是一场倡导科学、理性的启蒙运动,但晚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一场情感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参与者的情绪、情感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此一特点为这场运动罩上了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清末就在改革者中弥散开来的情感氛围,从龚自珍到谭嗣同、梁启超,再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对于天地即将变色的警觉、对于改革的呼号、对于青春和新生的礼赞……从他们的文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那种从纸面背后直欲喷薄而出的激情,作为情感的直接载体,诚然没有一种门类比文学更合适表达这种鲜活的时代精神。

相比于注重写实、反映人生问题的文学研究会,在文学创作上,创造社无疑更能体现出“五四”新文学的浪漫精神。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理念及其实践体现出了强烈的“生命”精神,那么,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而言,便可谓是一种“重生”的精神,恰似在熊熊火焰中涅槃、更生的凤凰所吟唱出的“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郭沫若《女神·凤凰涅槃》)

当“生命”的精神不断被凸显、歌颂的时候,隐现在其中的恰恰是对于灭亡的恐惧。无论在后来的历史中,人们怎样评价“五四”的成败得失,都不应当忘却当时的改革者所面临的危机处境,是历史的时势让他们变得急迫。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学的诞生来自于深刻的生存危机。鲁迅一度希望用文学来挽救清末摇摇欲坠的局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这种生存忧虑再一次彰显出来,“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随感录·三十五》)告别传统所显示出的,是一种渴望在现代世界立足的历史意识。在拉开新文化运动大幕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便有“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这种对传统、对历史拒绝的果决态度中恰恰体现出了一种历史主义精神,“现在”从绵延的时间之流中被抽取出来,成为重估古、今之间一切价值最重要的标尺,具体在新文学的主张中,例如胡适曾倡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以及“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变革,就像是一场不受阻挡的潮流冲刷着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们翻阅“五四”时期的文献时,不免会见到时人多有“不得不……”这样一波三折的表达句式,这种句式显示出了客观历史时势的压力与改革者主体的艰难抉择。“五四”新文学便诞生在这种逼仄的形势之中,“今日时势,异乎往昔。文学一道,亦应有新陈代谢作用为时势所促,生于兹时也。”所谓“时势要求,终不能自己也。”相比于西方20世纪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五四”开创的新文学传统显得底气不足,晚近二三十年以来,伴随着学界视野的开拓与文化保守的热潮,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指责新文学的种种先天不足,这其中是否也蕴含了我们面对“五四”新文学所应当持有的态度?1935年,鲁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感想,“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所谓“把时代记在心里”,既是鲁迅当年的态度,也是我们如今所应有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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